经济结构失衡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流动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为阀门另一头的控制方不在中国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外投行对中国宏观部门开出“药方”惊人的一致，加快人民币升值，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对此，相关部门应该深思
中国央行真的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10个月，8次提高准备金率，5次加息，还有数千亿元的定向票据。这一系列举措，主旨在于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胀趋势，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通胀输入型特征明显
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国通胀的压力来自哪里？笔者认为，通胀本质还是货币过多导致的货币贬值，源头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的稀释，使得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日趋沉重。换句话讲，中国当前价格上升明显就是输入型通胀。
自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就在不断地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把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注入世界经济体，过去五年全球官方储备增长1.5倍达到5万亿美元。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国内储蓄的支持。故此，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这增加的3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到对美贸易顺差国的银行系统时，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
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的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从2001年底到今年9月中旬，反映国际市场核心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的CRB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133%。5年来黄金从260美元/盎司上升至748美元/盎司，原油从20美元/桶上升至80美元/桶。根据2005年小布什的《生物能源法案》预算，在2008年，美国的玉米产量保守估算有一半将用于工业制造。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玉米价格同比已上升86%，棕榈油价格上升46%。以高等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购买力计算，今年的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五年前的几分之一。房价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否全面通胀关键看预期
有人认为此次物价上升主要是短期食品价格上升所带动，中国的核心通胀率并不高，未来很难形成全面的通胀。
在我看来，核心通胀率对于一个不是以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体毫无意义，那个指标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给他们自己用的。未来是否会形成全面的通胀，我以为关键看预期。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经济体中充斥的货币实在是太多了（或者讲流动性泛滥），没办法，只能寻求一些供给弹性小的资产保值。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房价暴涨，股价暴涨，资产价格的持续暴涨给人们以强烈的货币贬值预期。
一旦这种货币贬值预期强化并扩散，人工成本的压力、地价的压力等很容易会推动制成品价格的全面上升。
现在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煤、电、油、运的价格还在控制之中，还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经济能够在超高速增长同时保持低通胀，民众对于政府控制价格的信心是个重要因素。但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除非把未来要推进的资源要素改革的步伐缓下来，但那样结构失衡很可能加剧，到那时，就不是仅仅一个通胀的问题了。
紧缩能否奏效？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实际上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可以滥发，由于拥有货币权，所以可以向剩余世界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世界也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否则这个游戏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戛然而止。转轨的中国经济无疑充当了这一角色，由于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所导致的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资本向中国涌入。
如此，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问题是我们的投资消费失衡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主导下投资驱动模式的要素分配必然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于政府，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特别是垄断部门组织），政府有很多钱（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多数要素资源的最终控制者），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特别是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的投资）、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本币升值压力、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显然，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局，是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物价的上涨、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经济结构失衡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流动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为阀门另一头的控制方不在中国，即便央行做到了全部对冲，用不了多久，流动性又会像潮水一般涌来。
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谁越主动，就意味着谁承担的调整的成本越多，这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因此，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同时，中国所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如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体系也必然能够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之向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由此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着美联储作出利率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少，有利于改变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资产泡沫也可能实现软着陆。
加紧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传递到制成品价格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要素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中国，冀望利用汇率来改善国际收支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之前，很难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
我以为，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这种调整完全有别于所谓名义汇率的机械升值，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国民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我们的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外投行对中国宏观部门开出的“药方”惊人的一致，加快人民币升值，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对此，相关部门应该深思。（作者刘煜辉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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