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2006年的过热增长势头，并且通货膨胀明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强势增长是在前四年连续保持双位数增长之上实现的，因而可以联系近几年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情况对其做一个总体概括。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特征有三点：其一是经济持续数年保持平稳、均衡、高速增长，未有大起大落，这在改革开放后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极为罕见；其二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经济过热增长的情况下，CPI上涨却始终不高，并且经常还受制于通缩阴影的威胁（2006年下半年之后才基本上摆脱了有关通缩论的纠缠），因而出现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现象；其三是针对这些问题，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调控，但总的看效用有限。
与此相联系，近几年出现了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针对宏观经济形势预测连连失误的现象，大多表现为低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因屡屡预测不准，2006年以后这些机构及专家学者开始变得谨慎起来。连续、普遍预测不准，说明我们并未找准经济增长的脉搏，因此，看起来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溯本求源，探讨我国目前经济形势中的诸多问题，有必要跳出当前就事论事的窠臼，从研究本轮经济高增长的源头及成因开始，这才能够从时间层面给我们一个纵向视角，有利于发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问题。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2002年是我国经济增长由冷变热、货币供应由紧到松的一个转折年。
本轮经济高增长周期始于2002年，当时是由主动性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和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双重因素造成的。
1 净出口是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源头，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只是一个表象
我国在1995年之前出现的历次经济过热，首先即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一般情况下，它既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又是经济过热的原因。
本轮我国经济过热增长中也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并且已持续五年多之久，是历次经济过热增长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着眼点也放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上。这些情况，与历次宏观经济过热及其调控并无二致。但所不同的却是：（1）从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25%之后，连续五年保持在这一速度之上持续增长（唯有2006年略低，为23.8%），直到2007年上半年仍比上年同期增长25.9%。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高增长，必然使其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6年已高达52.5%。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过热并引发房地产泡沫时，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大约为20%左右，日本认为太高了，是引起经济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国却比日本经济出现泡沫时仍高出一倍多，可见此比例显然不合理。
毫无疑问，这样高的投资比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肯定都是十分危险并难以为继的，但在中国却离奇地连续数年维持这样的高比例并且可以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确为不可思议。
（2）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问题，近几年政府也将压缩投资规模作为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的中心环节来抓，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更是接二连三，推陈出新，但这些政策好像并未发挥多大作用，房地产投资愈演愈烈、房价涨幅日趋高企。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压而不降、危而不险。这与以前历次宏观调控相比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针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轮经济过热的原动力是进出口贸易及其顺差（即净出口）的巨额增加，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净出口在前，是第一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后，是第二位的；是净出口为投资提供了巨大需求，从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25%左右的高增长。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妙现象：在2002~2007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五年半中，全国进出口贸易及其顺差则连续保持了更高的增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五年半年均增长26.7%，而出口及净出口则分别年均增长31.9%和67.3%。其中，净出口在各年的起伏涨落比较大，出口增长则相对均衡，并且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产生了一种如影随形的相关关系，并始终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水平之上。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
显然不是，它实际等于明确地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由出口及净出口拉动的，净出口的巨额增加，等于从境外为国内带来了一部分投资需求，从而使国内总需求无端放大，并造成社会总需求事实上大于总供给的局面。这是我国经济过热增长的重要根源，也是支撑固定资产投资长期持续高增长的根本原因。所以，发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症结并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而是由出口及其顺差的巨额增加带动的；因此，如果出口及其顺差不能得到有效、合理的控制，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就难以降下来。
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几年我国出口及其顺差的巨额增加有许多不正常因素，一般情况下，出口不可能长期维持30%以上的增长率，顺差更不可能突然地成倍增长（如2005年当年即劲增3倍）并且近两年维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当中有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国际热钱在贸易项下的“暗度陈仓”，即大量属于资本项下的外资，悄然通过进出口贸易流入到国内，一般估计这部分资金可能占到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左右。这种情况，不仅使我国的贸易顺差统计失真，就是进出口统计也水分过大。然而，不管这些统计多么失真，或者不准确，但只要这些外资进入中国，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和拉动却是真实可靠的，一点都不会虚假。
总之，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可以解释在本轮经济过热增长中，为何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高增长并且在投资比例日益高企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未有发生重大比例、结构严重失衡并难以为继的现象，而且也可以搞明白为何国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真正奏效的原因——未能找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根源。此外，还可以说明为何在本轮经济过热增长中，我国出现了能源、原材料、房地产等资源、投资类价格长时间高涨，而CPI却较少上升的原因——外资增加的那部分社会需求主要即体现为对投资品的需求，并不参与中国内地的日常消费，所以对日用消费品并无多大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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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动性过剩由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形成，而其国际大背景则是美元的过滥发行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出现经济过热增长，均表现为社会总需求的迅速放大；而社会总需求放大都是由货币的过多发行所致。因此，当经济过热增长、社会总需求膨胀之时，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一定表现突出。我国本轮经济过热增长也不例外，从2002年起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即明显升高，至今已连续五年多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五年半平均M1增长16.1%，M2增长17.1%，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16.9%。三项指标的增幅虽然与历史上我国几次经济过热中货币供应量增长25%左右的水平相比并不算太高，但与一般正常情况相比，却明显偏高。并且，货币供应量增加有一个累加的过程，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持续提高（M2与GDP之比），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应相对放缓，近五年多我们与以前年份相比，不仅未见放缓，而且多投放的持续时间在历史上也维持最长。
此外，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金融业的巨大发展，我们货币供应的实际状况、内容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统计口径却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使货币统计不能准确反映货币供应的真实增长状况。比如，随着2005年之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及市场的持续火爆，造成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活期化明显，并且有相当部分因炒股而转到证券公司成为保证金存款，而这部分资金在银行科目中被列为同业往来，并不统计为货币供应量，因此无论是M1，还是M2，等于在货币供应量统计中减少了一大块；如果把这一块资金包括进来，那么我国近两年货币供应量即不是现在的总额及其增长水平，而应该更高，估计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正是近两年来我国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中看起来增加不突出，而社会上却出现资金泛滥、流动性过剩的内在因素。
当然，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危害性、严重性，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也并不是熟视无睹，而是采取了不少调控措施进行控制，如央行已连续12次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最初的6%提高到12.5%，并且大量发行央行票据试图收回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等。但至今为何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收而又收的同时更表现为多而又多的局面呢？这表明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会来那么多的钱，而这些过多的钱几乎全部来自外资，并通过我国于1994年实行的“结售汇制”由中央银行被动收购而形成。这看起来像个“悖论”或带点讽刺意味：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结售汇制”收购大量外汇并吐出相对应数量的人民币资金，另一方面又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设法收回这些投放出去的人民币资金。而央行这样操作的结果，一方面并不能改变外资涌入形成的实际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从收紧人民币资金的作用来看，又等于客观上促成人民币升值。这是近几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一个内在原因，即自相矛盾、自讨苦吃、勉为其难。
除了上述我们在制度安排上的自身缺陷之外，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把视野移向国际，看看近几年外部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巨变，为何会有那么多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自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延续3~4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美元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其结果，首先是起到刺激国内需求的作用，使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所谓“双赤字”问题；其次是致使美元全球泛滥，导致能源、原材料、房地产等资源、资产类价格普遍高涨，出现了全球性的泡沫化现象。
美元的多发和过滥，必然导致美元巨幅贬值。比如，美元兑欧元，2001年美元最高时兑欧元曾经是0.82：1，而至2007年美元已贬到了1.38：1欧元（目前更跃破1.40），即美元贬值约50%。而在美元的巨幅贬值过程中，由于中国实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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