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该指导文件将适时出台，以规范和引导全国的区域合作工作。
昨天，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暨区域合作座谈会上，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透露了这个消息，并表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已步入一个新时期。
杜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地区经济工作必须紧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一主线，科学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缩小地区差距、均衡基本公共服务等4项基本内涵。
区域协调有所改善
目前，针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已经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经过几年的努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经济总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均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大多数指标增速接近或快于东部地区。
根据发改委地区司今年三季度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从投资增长来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30.21%、37.65%、35.28%和20.97%，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投资增幅均超过了30%，三个地区投资总量占全国地区投资总量的比重超过了51%，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区域。
在消费方面，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东北和中部地区同样快于东部地区。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6.05%、16.53%、16.67%和16.12%。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地区司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去年同期，消费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东北地区的增速差距为1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东北地区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仅为0.07个百分点，各地区消费增长差距趋于减小。
不过，尽管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但是，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区域开发无序、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仍十分严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等。
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
在总结区域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新思路，此次会议也是围绕这个进行讨论。
杜鹰指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包括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差距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各地区人民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各地区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发挥，各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协调和谐状态等四个方面内容。
他强调，加强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工作内容。据悉，这次会议将讨论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的《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国家将适时出台这个指导文件，以规范和引导全国的区域合作工作。
作为宏观调控部门，近几年来，发改委根据“十一五”规划，在区域均衡、同步发展方面的政策时有出台。自去年以来，发改委力推主题功能区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另一部将区域间地理、空间资源整体优化组合的文件。
另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地区司已在各地深入调研，根据各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空间指向性明确的区域政策研究。
其中，东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全面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和总体竞争力上，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
而中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优化总体发展环境上，抓紧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接受东部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的能力。
西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稳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耀：
应设定缩小地区差距核心指标
董小恒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现在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要缩小地区差距，怎样看待现在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陈耀：西方在区域发展时主要是讲均衡，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协调，在内涵上显得更为丰富些。应该说，区域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是一个客观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会存在，无非是一个大小问题。
关于人均差距的适度范围，无论从理论还是时间上，都没有明显的界定，通行的看法是民众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将这个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范围，不要让它继续扩大到人们难以接受的程度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进入到全国人均收入的75%以上，才可以算是进入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以人均GDP来算，落后地区仅达到全国平均的60%左右，相当于东部发达地区的40%，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就我个人来看，我们应该设定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是我们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核心指标，是检测我们政策效应大小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提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它的意义何在？
陈耀：长期以来，我们讲缩小地区差距总是片面地理解为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上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以求达到一致。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从政府角度来讲，第一位的是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更多地体现在医疗、教育、文化设施和市政等基础设施上没有差别，这是我们政府更主要的任务。
这次我们明确了，缩小地区差距，首先就是要缩小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不能因为出生在西部就出现上学、教育和医疗等困难。实现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公共财政和转移支付来实现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是我们对区域协调发展在内涵上的一个深化。
在现行的市场条件下，这是政府的一项最主要职能，是我国在区域发展政策上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一财经日报》：以前提到发展时，更多的是讲政策倾斜，一些地方也以争取政策为发展的首发点。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国家在扶持不同地区时应怎样区别对待？
陈耀：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无论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一个地区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各个地区自身的努力，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如项目和财税上的倾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作用，但是一个地区最终的发展还得取决于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经济才能逐步发展起来。
西部地区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国家也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只有这些优势产业发展起来，才能使其最终走出贫困的状况。我们现在讲的四个板块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中央对这些地区支持的方向、力度和政策还是有区别的、有重点的，国家的相关政策并不是一种均衡的、平均的用力，还是有所差异和区别的。
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贫困的地方，国家政策、财力支撑力度还是大一些；在东北振兴方面主要是解决一些政策遗留问题、社会包袱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以及一些社会保障问题；中部地区主要是粮食主产区的问题、能源原材料的工业问题等一些有侧重的政策。最近中央就给中部地区一些区别性政策，26个老工业城市比照东北的政策实施，240个县比照西部政策来实施，这也是根据其不同特点来实施。
《第一财经日报》：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怎样的障碍？应该怎样解决？
陈耀：现在我们谈建立市场机制，最主要的就是要打破地区间的地方保护、地方封锁，实现生产要素上的自由流动。应该说，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对本地产品实行保护；因户籍政策造成的人才流动障碍。在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社会保障等还存在体制上的障碍。要实现这些要素顺畅流动，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当然，区域协调发展上也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跨地区间的合作在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推动，尤其是几大经济群之间的合作在进一步深化。对于一些限制发展区，国家就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如迁移人口、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这些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在实现产业的梯次转移上，如何避免迁移阶段出现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由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
陈耀：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的时候要防止高污染的行业进来。当然，随着产业的转移，污染也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容量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对于一些不是很严重的污染，还是能接受的。污染严重的企业一定要通过环境评价，不能通过的要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
只要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就算是投资额比较大，也应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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