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尽管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在二战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高增长率，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保持这样的增速在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而已经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能不能同样绘就这样一条漂亮曲线？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经济结构上，中国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能源和环境的约束和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步改变，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规模还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
刘世锦提出，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的改变，需要中国加强自主创新，培育起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在刘世锦看来，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新阶段所面临的新挑战，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化解和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重要转折点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已经有30年。你怎么概括在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目前的中国经济？
刘世锦：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这表现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
在总量上，从2003年开始，包括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连续5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于10年前，也就是1996年全年的财政收入。
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环境压力空前增大；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
此外，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是你称为的“新变化”、“新阶段”？
刘世锦：是的，以上列举的变化当然也不是新变化的全部，这些现象的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这里需要考虑两个相关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应对之策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中，经济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加大，原有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新的发展阶段中，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刘世锦：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
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新形势下需要深化改革的领域是哪些？
刘世锦：新形势下深化改革，需要在关键领域改革、体制建设与创新两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从关键领域改革来说，一是要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纠正被扭曲的资源价格。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对不能或不完全能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
二是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信息服务，减少对微观主体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此同时，加强在环保、节能降耗、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
三是要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科学发展的微观基础。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加大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力度，破除行政性垄断，在可竞争的环节引入新的投资者。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善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进资产质量。在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的对内开放，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提高证券市场融资的比重。
此外，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也都需要采取得力措施。
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加强体制建设与创新方面呢，可不可以列举一二需要推进的领域？
刘世锦：不论是解决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还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新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与创新。这方面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例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改进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使地方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何与政绩考核方式的改进相适应，对财税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举例来说，如果要求某个地区更多地关注生态保护，就应当在财税政策上形成必要的补偿机制。
还有，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面对着资源约束增强、要素成本上升、总量规模扩大等新特点，如何在立足于国内资源供给的同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都要求我们在资源开发与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进步、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显著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逐个来谈谈你认为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是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压力，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得非常突出。
刘世锦：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从来都存在。我国近年来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Ｕ形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处在相同行业，面对大体相同的发展条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程度可以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有相当大的不同。
如果有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相对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约束，我们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约束、体制和政策环境上的约束要大得多。这是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实质所在。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的出路在哪里？
刘世锦：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潮流和国际发展方式调整趋向，同时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
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实解决好发展理念的转变问题，把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要从各自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节约、保护环境规划，重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社会性管制；要加强资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推广，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科技进步过程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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