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提一个粗浅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为政府提供服务，那么，政府是为谁提供服务呢？
在宗法社会、中央帝国、皇朝家天下时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职能是为君主、皇家、王公贵胄服务，其次也兼顾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务。
而当人类进入法治社会、共和制民族国家时代，政府成了会会“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义，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其主要职能都必须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服务、为国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所以，经济学家们的职能，就是正确地告诉政府：国家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财富增长遇到问题时，政府应当怎么办？经济运行在什么状态下将会有怎么的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及其作者亚当·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萧条的《通论》及其作者凯恩斯是如此，后来的供应学派、货币主义也莫不如此。
然而，自1984年实行“财政包干”和“双轨制”奠基，1990年代“南巡讲话”和“市场经济”真正开始，中国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各级地方政府、行政公司、准政府性行会）打着国有招牌一条条、一块块、一层层、一级级地分解、解构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绝对垄断者的身姿直接参与经济（市场）博弈、乃至政治（文化）博弈，允许同时迫使民营经济成为其附庸、家庭经济及其产品（包括广大“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成为其“剩余价值”和社会性服务提供者……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个体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未必完全自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在技术层面他们也许功不可没），乃至误导政府和国民而失职、缺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乃至所有学科及智库性机构的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据说英国的Mark Leonard2005年来中国，当他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50个研究所、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后被震住了，而且社科院这一家外，官方智库还有中央党校各省市区的社科院、各级各类政府性政策研究室、各大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全职研究人员总数超过15万人，简直把他吓晕了）。
因此，值此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执行层，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首先要排除各种利益集团操纵国家的可能（尤其是打着“国有招牌”的单位——自单纯讨论制定《物权法》而非与《人权法》、《事权法》配套制定实施以来，在“新老双轨制”方便法门基础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成员的经济政治实力在现行体制下游刃有余和随心所欲的程度，已经到了打不打国有金字招牌实际上完全视他们自己的现实需要和方便情况而定……从而对国家权威和领袖威信构成严重挑战），让国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可能的决心和善待每一位国民的诚意。
在一次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回归亚当·斯密主义》的发言，其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里根经济学中汲取什么样的营养？我的意思是，也许用不了多久，尤其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遭遇滞胀时，里根经济学（至少其中核心价值部分）又将重新成为各国政府的选择，而不是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本能地认为的片面回归凯恩斯主义。
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许还要完整地重温亚当·斯密主义，即同时从《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汲取精神营养，以实现国家的“良治”。
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当年里根政府（甚至现在的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谓幸运得多。有朋友指出：“奥巴马上台，可以说国家已经破产了，美国已经破产了。但他拿出来的施政纲领是：第一件事情，教育、全民医疗、绿色能源。你看他的资金投入，他就是借债花着，从全世界吸取资源，来完成国家的再造。反观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看。”
其实我想，只要中国政府真的愿意“花钱”，而非“敛财”，只要中国政府主动降低一点对于美国人创造的“GDP增长率”的指标要求（开个玩笑，有时真让人怀疑GDP是美国人引诱中国官员的一个阳谋，目的就是用这个GDP增长率带来的“政绩与寻租双丰收”，把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吊死在一棵树上”！），丰富或改变一下经济社会发展业绩、政绩（考核）的价值评估标准或体系，而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民意识培育，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言行一致地善待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比如，以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各种财政收入及储备总量，中国政府至少不必象里根政府那样，到金融市场高利率举债、低利息贷款，就能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单位、为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以保持中国的基本就业、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而且，中国政府应当也有能力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各个方面具体探寻“国家财富再分配”及其“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问题。我最近才了解到，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年薪少则60万元，多则几百万、几千万元，而广大职工最低还有300元月工资的，这无论如何于理、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因为，在中国，第一，这些国企的底子是五六七十年代全国城乡居民勒紧裤带换来的；第二，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益”，主要来源于国企对于资源（自然资源、政策资源、社会资源）的垄断，而非管理层创造性的智慧经营；第三，由于它们对于资源的垄断且远未充分利用还存在大量浪费，大大增加了大多数国民创业的社会交易成本和生产、服务的边际成本，对整个社会政治伦理也是极大的损害。所以，比如有人提出“建立居民基本住房保障（补偿）制度”：即用“市场”的办法，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在住房上都未得益甚至受损的一部分人给予补偿，同时，将给消费者以“选择消费的自由”这一市场经济中最进步的因素体现出来。
但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我国政府4万亿救市实际投入是1.2万亿，这是“花钱”；而1-5月财政收入虽然同比下降，但除各种预算外税费收入之外全国财政仍然盈余累计人民币4,61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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