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这几天新闻版面的，无非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禁”，一个是“涨”。首先是继15日邮政资费“突然”涨价以及此前的油价、电价大涨之后，16日，央行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未来水、电、天然气等公用品的价格将陆续上调（11月16日《河南商报》）。再就是鉴于日前发现含“苏丹红”的红心鸭蛋，15日，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禁令，不管是红心还是黄心鸭蛋，一律禁止销售。（11月16日《信息时报》）
关于水、电、天然气以及邮政等公用品的“涨”，大多数人已经感同身受，就像有评论所说，“一万个理由没想到邮资会突涨”。事实上，不管民意如何反对，只需一声令下，涨价就付诸实施生效，而民众无从辩白，无力反抗，只能被动接受。
“涨”如此霸道，而“禁”也半斤八两。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黄心鸭蛋，一律禁止销售鸭蛋。又是一个“一刀切”式的公共治理手段。对于这个管理部门的治理选择，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市民吃鸭蛋，成为一种奢望；卖鸭蛋的商家关门大吉；而养鸭的农民更是有苦难言。
以“一律禁止销售鸭蛋”的广州来说，此前“禁电”和“禁摩”（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上路），其合理合法性正面临广泛质疑。
行政垄断部门的“涨”，以一种不可商量的霸道，以“经营亏损”等名义下的涨价而盘剥着民生的利益；而公共管理部门的“禁”，则以交通顺畅、治安良好等各种名义，让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一个看起来良好的治理目标单方面地付出代价。无论是行政垄断部门的“涨”，还是公共管理部门的“禁”，都是对于制度信仰和民生幸福感的双重戕害，令人忧心忡忡。
民权如何在“涨”与“禁”的挤压中突围，该值得好好思索一下了。
石敬涛（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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