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某人做事一贯弃信忘义，人们往往会用“脑后有反骨”来描述，此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关云长奉命攻长沙，与老将黄忠三战不下，后守将魏延反出，关云长才得以入城，岂料关公引魏延来见，孔明却喝令刀斧手将魏延推出斩首，刘备惊问其故，孔明曰“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后来只是由于刘备的劝阻，魏延方躲过一劫，不过最终还是被诸葛亮设计弄死了。
在真实的记载中，无论是陈寿的史书《三国志》，还是为《三国演义》提供素材的《全相平话三国志》，都没有魏延脑后有反骨的说法，难怪后人称反骨之说全是三国演义造的谣或是迷信的相学。
不过民间的话语就没有这么多考究，大概是为了充分满足人类想象力自由飞翔的需要，“反骨论”照样流行不误，并且有时还能堂而皇之进入上层人物的话语词汇。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出了两个被当时最高领导人斥之为“脑后长着反骨”的人，一个是水利专家黄万里，另一个是国防部长彭德怀。黄教授获罪的原因据说是公开反对在黄河上游截流修建三门峡水库，彭老总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激烈抨击大跃进，引得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气愤地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当然现在已经为他们平反昭雪，这两位被称为“脑后长着反骨”的人，其实都是忠心耿耿的爱国者。
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那些吃过亏的企业人当然也信奉这种“反骨论”，这倒应验了尼克松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激励着人们——希望或恐惧和爱”。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企业管理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底座却是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
解决恐惧的直接办法是防范，从心理乃至行动上限制所谓有反骨倾向人的行动范围，可是知易行难，事情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并不轻松。有史为鉴，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虽然表面上很完善，可还是积弱溃败，根子乃由于猜忌，这已是公论。清朝的情况也不例外，近代湘人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有精彩的描述：
“清初，寄兵权于驻防将军，国有大役，皆遣亲王贵臣将兵出征，汉人之为督抚者，第供粮饷军而已。金田事起，诏令各省设团练，大臣督抚剿匪，别令李星沅、林则徐为钦差以督之。曾文正以侍郎督义旅出境，而岳州之捷，文宗斥其俨然以数省兵事自任。倭仁谓曾某有此大捷，恐非朝廷之福。倭为文正讲学之友，尚且疑之。故终咸丰世，曾以孤军客寄于外，不能建功业。及文祥当国，首请重用汉人，临没遗疏，犹以为言。于是文正始督两江，诸将分道并出。金陵既克，天国以定。于是天下大权皆落湘、淮两军，曾、李两家，清室赖以延其天命者垂五十年。至其末世，排满说兴，于是满人防汉之计亦密，首设练兵处，令新军直隶京师陆军部，而各省大吏但领训防旧部。继采中央集权制，令总督、巡抚不兼陆军部尚书侍郎衔，使无指挥新军之权。故事，各部行文督抚，例以平行用咨，而陆军部奏，竟有由臣部电令该督之文。及新军首难，督抚皆逃，无一能拥兵相抗者。虽事势使然，亦清自召之也。”
看来完全靠“堵”也不是个办法，如果要是能从源头消除恐惧的发生，“不战而屈人之兵”，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要从源头消除恐惧，首先应该消除虚假的恐惧。企业挣来的钱是很不容易，钱袋子是要看好，但总不能紧张到只有家族成员才敞开心扉的地步，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分清忠于家族和忠于企业的界限，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如果把忠于企业而未必忠于家族的人视为反恐对象，那是要犯错误的。
其次，古人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企业应该注意培养员工的相同价值趋向，以此来消除可能的内患。企业管理者如果忽视员工的生存价值，使员工感觉不到尊重，心中自然会滋生不安全感，抵触情绪自然会日增，进而会对企业产生不信任感。当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还相安无事，企业一旦处于效益大幅度下滑甚至危机状态，此时正是需要三军奋力用命方能自救，倒反而成了事故频发地段，这方面的教训真是不少。
回过头再来看三国历史，小说戏曲中的曹操形象很不好，是个心胸狭隘的白脸奸臣，但实际上曹操奸归奸，器量却是大如天，招贤纳士毫不吝啬，军中战将过千谋士如云。相形之下，刘备好象很仁义，可为他效命的干才却远不如曹孟德，诺大的江山全赖诸葛军师前后左右来打理，结果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令人肃敬又可叹！
陈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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