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拉二胡
据说左撇子的人都聪明，我有个表弟就是个左撇子。有一次他拿了个二胡玩，刚一上手，就拿反了，因为他习惯左手拉弓子。大家笑话一番，他不好意思了，就换了持法，却显得更加笨拙。我说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方法试一下，他又恢复左手持弓，果然推拉自如；无独有偶，我看十二女子乐坊的演奏，就发现有个美女笛子手把笛子放在左侧吹奏的。后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舞台上有两个笛子手，为了追求对称的舞台效果，其中一个就来了个“反吹竹笛”。如果这位乐手不是左撇子，练就这番技艺确实值得称道。
表弟的“反拉二胡”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美女的“反吹笛子”是为了适应乐队的舞美效果，这些突破常规的做法都有着很好的理由。常规方法好，还是反常规方法好呢？这问题问得没趣了，所谓的好和坏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最为重要，适合的就是好的。本来二胡就不好学，要让我表弟不顾自身的特殊条件而必须采取适合别人的方法，学起来，凭白增加许多难度，有什么好处呢？
当年有个企业叫“三株”用小报纸式的广告页把自己的三株口服液卖得很火。我有位做高档白酒的朋友，把这方法拿来了，廉价的宣传小报散发的满世界都是，知名度倒是上去了，可价钱却上不去，品牌形象大打折扣。为什么小报纸对三株口服液是“好”的，对我朋友的白酒就是“不好”的呢？原因就是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
橘在淮南为橘，到了淮北则为枳，口味坏得不可入口。为什么？好的东西，换个地方就变得不好了。美国很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国内吃不开，弄坏了好几个案例，并不是人家的方法“不好”，其中就有不适合中国企业的缘故。中国的企业先是推崇西方的管理模式，后来又喜欢日本的管理模式，因为日本的文化可能更接近我们，所以更容易找到相似的地方。然而中国和美国、和日本都是大不相同的，且不说市场环境、文化背景、企业特征，单就“人”这一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常说企业“以人为本”，其实中外企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组成企业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从资本或技术的所有者来区分，只要是在中国本土，由中国人构成的企业都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畴。中国人和外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根本上当然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的巨大区别。面对不同的人群，却打算用相同的管理方法，那难度简直是自找了，因为那些是未必适合中国人的特点的。
成功有着成功的背景，这个背景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当你不具备人家当时的条件的时候，同样的方法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只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的对策才可能有效。表弟要学二胡了，为什么偏要他采用通常的方式，而放弃适合自己的方式呢？
二、为什么是《论语》
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这可是个大课题。不过有个小例子可使我们窥其一斑：即便是山村一个字不认识的老太太，在行为方式上也在遵循中国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她会说：“我要做了这样的事情，死后让人家怎么说我？”这是什么思想？这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她还可能说：“这孩子是个孝子，靠得住！”这个判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些话都是《论语》中的章句。为什么不认识字、没学过《论语》的人也是《论语》的思维方式呢？因为《论语》所推崇的观念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说是生而有之不为过了。
《论语》对中国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但《论语》还不仅仅如此简单。我们知道，《论语》是中国哲学的颠峰之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其中的管理哲学和方法才是其精髓。并且这种管理哲学是基于对人的研究和影响的，也就是说，《论语》所显示的管理哲学正是适合《论语》所塑造的人群的。一个深受《论语》思想影响的民族，必然适应《论语》所推行的管理哲学。
然而，历来《论语》中的管理学都是被用来治天下了，并没有被企业界所广泛研究和利用。或许这和中国古代企业不够发达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味从国外寻求管理方法，而放弃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管理哲学呢？诚然，《论语》中的管理学确实是反映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和努力，似乎没有提到在企业中的应用。然而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其对于普遍事物的广泛适应性和启发性。就像《论语》还可以被运用到其他更多方面一样，研究《论语》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用，是一条寻找中国企业管理方法的理想门径。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别。也举一例，比如说，尽管现在外出谋生、异地工作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背井离乡”听起来依然比较悲惨凄凉，尤其春节、中秋这些该团圆的时候团圆不了，那“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还是难以排解。在这些方面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那么豁达想得开，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点，地理依赖和宗法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心理状态。于是家长制、独裁集权制的管理模式就有了形成的土壤并且被世代接受，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以人治为核心，强调集体主义，讲究绝对服从，遵守伦理道德，注重教化作用。
当代中国企业是在相对民主的环境下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讲，企业都必然是专制的组织。这种专制不是人为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所独有，而是由资本的性质所决定。谁拥有这个企业的资本，谁就有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发言权。在资本合作的企业里，发言权的大小决定于资本的大小。所以，企业说到底是资本专制的组织，这一点，并不存在私营、国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区别，也和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没有关系。企业的这一属性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就使得中国企业必然谋求更加贴近这些特点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并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模式具有天然的文化性排斥。所以对待西方、日本还有韩国等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态度，必然是以包容的心态来吸收改造，而被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所同化。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传统上企业发展并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而是作为一个孱弱的分支在惨淡经营，更没有形成成熟的企业管理专门理论。这当然和中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起源于生命哲学，将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作为完整的、根本性的研究，从而在哲学体系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整体性。像我们熟知的《老子》，历来被看作中国哲学的原始，但我们很难说清楚这部书到底是在研究哪个门类，并且之后的哲学研究也都具有这样的“含糊”特点。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典籍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域的理论根据。我们要读的《论语》，其实已经脱离了《老子》这样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大略地说，《论语》是一部政治管理哲学著作。不过，《论语》的政治管理核心理念是以德治为内涵的人治思想，并且对于在位者、从政者和立志从政者都从个人修为上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论语》更多的内容像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范。而正是这些治国的道理、从政的原则和为人的规范为现代企业管理带来极大参考价值，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page]
三、《论语》说些什么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归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世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入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其实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问题，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世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其实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管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管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管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强调，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作，企业里的所有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观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管理人才，并且他从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