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津的最早记忆来源于“飞鸽”和“红旗”，当时其与“凤凰”、“永久”一起被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的四大品牌，所以印象中天津应该是与上海这些地方一样发达，由此有了对天津的神秘向往。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天津之后，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却一下子那么现实起来，一个庞大的轻工产业王国转型期的烙印深深触动了我。
所以从进入电动车行业那天开始，我就对天津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同样作为两大老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的上海，随着转型的完成以及国际化都市的确立，自行车产业的地位已经相当微弱，这一点在我与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建荣对话的过程中已经深有感触。不过，天津在自行车产业转型后所重新凸显的强大竞争力已经形成独特的区位优势，并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成为中国自行车新生代五大生产基地。
而在电动自行车生产方面，天津的起步并不算早，当上海的千鹤、依莱达以及江苏的大陆鸽、和平等企业开始涉足电动自行车生产的时候，天津仍然还挣扎在自行车产业的转型边缘。但是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天津已经后来居上，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数据表示，2006年天津电动自行车产销量为360万辆，同期浙江的数据为250万辆。这表明，2005年结束后，天津已经正式取代浙江成为全国第一大电动自行车生产基地，而此前，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几年全国第一，从数据的差距以及各地去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短期内天津电动自行车产销量霸主的地位应该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撼动。
那么，天津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呢？
首先是天津具有自行车产业的雄厚实力做基础。毫无疑问，天津在自行车生产方面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一定的自行车文化积淀，产业使命感也强烈，在自行车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产业升级与发展为当地电动自行车资源的进入提供了很好的突破口。
然后是简易款自行车在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在现有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体系下，对简易款的发展无疑是最有利的，这些类似自行车款式的电动自行车在各地的管理中较少受到质疑，而且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消费基础庞大，再加上天津在自行车产业上的优势，所以两者有机结合。
其次是天津强大的成本竞争力和配套能力。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天津形成了自行车产业的强大配套能力，这些是对以简易款为主的天津电动自行车的强大支持，目前天津除了模具和电机配套相对较弱外，其余配件能力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而且天津电动自行车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势头强劲，再加上人力成本、资源成本、管理成本等等相对都比南方企业要低。所以在简易款方面的生产成本、采购成本可以做到国内最低，从而极大增强了天津电动自行车的成本竞争力。
再其次是天津强大的产业集群以及辐射效应。由于天津地域相对狭小，产业比较容易形成聚集，再加上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组织的努力，几年时间内，天津近千家企业逐步向北辰、东丽、西青、大港等地区聚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六大专业化生产群落，生产组织也从大而全、小而全向着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配套方向发展，整个产业结构相对合理。这些聚集效应的形成，一方面强化了天津电动自行车的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天津电动自行车产业的辐射能力，使天津能够诞生如金温电动车商城一样集产品销售、信息交换、物流配套等一体的大型产业交换中心。
最后是行业协会与当地政府的组织以及协调作用。由于产业基础和地域狭小，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以及行业组织的重视，而且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在这一点上，是广东、江苏、浙江乃至上海都没办法相比的。
不过，尽管天津在全国电动自行车生产方面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但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天津的一部分电动车产品甚至成了“低端”的代名词，行业入门门槛低更使当地产业格局混乱，这些已经成为天津电动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一、产业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缺乏领导型企业。天津产品以简易款为主，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手段单一，价格竞争激烈，造成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另外，在天津相对聚集的电动车产业内部，目前的产业结构是正金字塔型，大量存在的是实力弱小、投机倾向严重的小规模企业，领导型品牌相对缺乏，对整个产业的净化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天津企业产品真正进入南方市场的不多，但是不少南方企业却已经在北方市场站住脚，甚至已经在天津开厂设立生产基地。
二、产业整体经营层次不高，产业升级内需迫切。天津电动车生产企业基本是民营企业，发展历史普遍不长，资本积累相对不足，而且从业者素质相对不高，竞争损耗较大，造成企业积累速度相对缓慢，产业急需升级。而且大部分企业缺乏品牌意识和战略意识，使电动车产业的生产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点，限制了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缺乏技术创新驱动力，仿冒现象突出且成本低廉。在天津自行车产业转型过程中，大量专业人才流失，企业实力普遍不高，任何一家企业无法独立承担科研费用和技术创新风险，在加上市场竞争激烈，仿冒成本低廉，造成整个产业仿冒现象突出，也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所以，电动车整车厂注重产品和技术研发的相对很少，新品开发局限于产品的外观改善，而且开发风险大量向配件开发企业转移。
四、行业协调和管理仍然存在空白。虽然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在协调和管理方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加大了管理和协调的难度，企业也缺乏高屋建瓴的视角，整个产业内耗严重。新的行业标准以及产业政策仍然还不是完全明朗，企业对政策法规以及协调管理相对漠视，造成天津电动自行车区位优势发挥受限，竞争有陷于恶性循环的可能。
所以，尽管天津在电动自行车方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区位优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天津在成绩面前已经开始反思。在今年三月我与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龚孝燕的对话时，她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明确表示目前协会内部正组织力量加强对于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与转型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产业发展经验的总结来为天津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可循的章法，并提供给致力于产业长期发展的天津企业以及全国其他地方企业共享。而同时，天津不少目前处于行业前列的品牌也开始进行反思，在我们与天津富士达的邢金生、泰丰小鸟的张彦峰以及其他当地企业高层进行沟通与交流时，他们也明确表示了对目前天津电动自行车产业竞争现状的忧虑，并希望先从自身做起来改善相对竞争环境。
这对天津来说，应该是幸运的，不过目前这个反思仅仅还是自上而下的，要真正提升天津整个电动车产业的竞争能力，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如同浙江电动车反思自身为什么被超越一样，天津也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反思运动，这更需要全体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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