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有两条交通方面的新闻引人注目。
一是9月23日的《新快报》报道说，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周鹤龙表示，鉴于广州的道路越来越拥堵，今后将通过多种手段来控制中心城区小汽车拥有总量，必要时在交通特别拥挤区域有选择地实施通行收费制度。
二是9月23日的《羊城晚报》报道说，刚刚公布的《广州市城市交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未来广州将发展“慢行交通”，鼓励“自行车+公交车”的出行模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规模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形成地区性自行车通道网络。报道中还提到，近20年来，广州自行车出行比例大大降低，在老八区内，由1984年的34.02%暴跌到8.17%。而目前，广州的自行车道已悄然回归：继天河北路、滨江路之后，越华路也划出了自行车专用道。
一是有意征收交通拥挤费，一是建设自行车专用道，两条即将推行的举措一抑一扬，清晰地传递出了广州对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控制私人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数量，鼓励市民选择有利于缓解道路压力的交通工具。
汽车消费当然比自行车消费对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大得多，在我们疯狂迷恋汽车社会的背景下，城市的交通资源也越来越偏向汽车，自行车道逐渐被机动车道蚕食，甚至在有的地方已经难觅踪迹，人们不得不抛掉自行车，选择公交车或出租车甚至是自己买车。
9月23日《新京报》就报道了著名环保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的感言“在北京骑自行车缺乏安全感”。梁从诫说，北京每天有240万人骑车上下班，但每天新增1000辆的私家车慢慢“吞食”了自行车的行驶空间，让他骑车都骑得提心吊胆。梁从诫的“不安全论”可谓是众多城市交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绝佳注脚。
广州在城市交通方面承受的苦与痛，国内很多城市正在或即将经历。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广州的痛定思痛只是引来了其他城市“看热闹”的眼光，如果保障自行车、公交车的平等路权不能在法律法规的层面得以确立。广州在城市交通方面积重难返的现状，将是北京、上海、南京这些城市早晚要经历的痛苦。也许等到这些城市有“动力”和广州一样痛定思痛的时候，它们的城市交通也已经成了一个难以医治的顽疾。
“病向浅中医”是一个好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城市管理同样也是如此。如果当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才来想办法，整个社会承担的成本将是难以想象的。我想说的是，当一座城市沉迷在“汽车社会”狂欢中的时候，有所偏颇的道路资源分配政策也往往给自己埋下了“拥堵不堪”的种子。如何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在鼓励汽车消费的同时，同样给自行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城市都要尽早应对的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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