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封杀电动车之后，广州交通拥挤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倒愈演愈烈。每到上下班时间，公共汽车无不挤成沙丁鱼罐头。其对公民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威胁，不难论证。
读书难也是众所周知。本应平等分享的公共教育经费，大多用于贵胄子弟就读的所谓重点学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造成公共教育的普遍凋敝。去年夏天毁于水患的沙兰小学，是这种凋敝的最好写照，屈死的一百多个沙兰孩子，则是这种凋敝的必然代价。
平民生存的这种艰辛，早就是无可争辩。那么症结到底何在呢？答案显而易见。沙兰小学为何破败？根本原因是贵胄子弟无须跟沙兰孩子同窗。贵胄子弟的重点学校决无不堪水患之忧。贵胄们的目光也就不可能投向沙兰小学，类似沙兰小学这样的农村学校，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逻辑也可用来推论其他方面。设若贵胄们无专车可乘，必须跟普通市民一样，每天饱尝公交拥挤之苦，他们还会对平民私人交通工具恨之入骨吗？设若贵胄们不是只到几乎不计成本的特殊医院治病，而是跟普通市民一样要自己掏钱，这时公共卫生想不发达也难，普通公民又何至于怀有对医院盘剥的莫名恐惧，又何至于往往弃医待毙？
经历决定一切。特权则如厚厚的“黄金甲”，把贵胄们与普通人隔绝开来。贵胄们不跟普通人在一个屋檐下，超脱于正常的生活之外，不必与普通人同命运。普通人遭遇的那些坎坷，那些痛苦，那些悲患，那些风霜刀剑，完全与他们无关。“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这个被嘲笑了一千年的疑问，就贵胄们的视野来说，其实再正常不过。贵胄们基本上不需要吃饭，因为他们不是吃饭阶级而是吃肉阶级，他们当然无法理解吃饭阶级没饭吃的巨大恐怖。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关心吃饭阶级的饭碗，岂非搞笑？
总之，特权使得贵胄们丧失了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丧失了普通人的感觉和思维。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情趣，他们有他们特殊的需求，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特殊的仪式。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他们都跟他们之外的广大的人群那样的迥然相异，几乎就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良知不是别的什么，良知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常识而已。关心普通人生存之所需，尤其关心普通人之困厄，别人痛你也痛，同休戚共悲欢，这就是良知。而这样的良知，其实不过是一种普通人亦即正常人的感觉和思维，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特权屏蔽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就屏蔽了常识，屏蔽了良知。这正是特权最大的恶。
当下需要社会共识。但社会共识必须以共同的生活经验为前提。所以当务之急，是建构一种足以掣肘特权的制度，一种使所有人都回归普通人亦即正常人的制度。只有当所有人都回归普通人亦即正常人，所有人不仅同在一片蓝天下而且同在一个屋檐下，才可能有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才可能彼此理解和关爱；我们的社会才能有几许温馨，回归于一个正常的社会。
而广州“禁电”那样的闹剧和沙兰事件那样的悲剧，也才不至于常常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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