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刚当选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在电台发表了《香港家书》，他说，自己大半生都在政府里工作，一直都接受“精英式”的训练，相信自己拥有过人的能力，敢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四十年的官员生涯令他养成了“精英”信念，心底一直觉得自己是精英，容易自满，甚至会与民众脱节。曾荫权坦言，经历过两个月“不平凡”选举，令他明白放下身段、接受批评的重要性。他表示，公务员的“精英”信念是时候须要修正了。(3月31日凤凰卫视)
曾荫权做出如此反思，有些不同的意义。曾荫权出生于清贫家庭，做过为生活而奔波的推销员；他服务过不同的政府，凭着硬朗、务实的作风才得以高升。曾荫权的历程，“是香港在风雨洗礼中成为一个繁华社会的缩影”；“浓缩了香港精英人士的典型成长历程，昭示着香港人的奋斗精神”(见《曾荫权：香港骑士》，长江出版社)。换句话说，曾荫权作为一名成功的公务员，是一步一步从基层走出来的，是丝毫不缺乏“近民”经历的。
但曾荫权仍然发现了作为公务员，在不自觉中形成的“精英信念”带来的影响，决心彻底地反思。他说，精英的自信容易变成自满，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闭起门来做决定，然后告诉市民，“我已为你们做了最佳的选择，大家不用再讨论了”；而政府官员面对批评，很少问自己为何会与民众脱节，反而一厢情愿地问为何市民不明白他们的一片苦心。这便是公务员的“精英意识”。
曾荫权对修正公务员“精英信念”的倡议，恐怕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尤其对于内地的官员而言，这种过度自信形成的行政偏执，已经在逐步地凸现出来。尽管内地的公务员从来也没有公开说自己就是“精英”，但作为职业公务员，一路走来的“官场”历程，让很多人脑袋里也自觉不自觉地生长出顽固的“精英式”自信：涉及到重大民生问题的政策，喜欢闭起门来决定，运用公式、推导等最简单的逻辑，想当然地认为应该会怎样怎样。
比如，治安出了问题，交通也常常拥堵，感觉摩托车是危害，一声令下，全体市民禁止骑摩托车；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安全，也禁了。比如，认为基层教育应该提高，于是纷纷出台政策，要想评聘高级教师职称，必须有一年以上时间到薄弱学校或乡镇中小学校支教的经历。至于技术职称是否应该捆绑道德，教师的家庭负担是否适合一年的离开，统统不管。甚至包括医改、教改、房改很多问题也是如此：政府部门关起门来，找一群“精英”，主观预测、论证一番，从朴素的热情出发搞一个措施出来就行了。然而一推广实施，脱离实际，走进死胡同，若干年后宣布“推倒重来”，且反复强调当初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如何。言外之意，只是“一番苦心落了空，没有功劳有苦劳”，但问题时，“当初的政策”就不需要考虑“在执行中”的因素吗？
每一项政策或荒谬或落空的背后，都离不开一群“精英”脱离实际生活的身影。因此，让公务员放下“精英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之后答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窃以为，要真正做好人民的公仆，公务员们除了要有好的出发点，更要有不脱离民众的感受与体验。
在去年6月，曾荫权在宣誓就任行政长官一周年的日子，也曾在电台发表过一篇《走出礼宾府》的“香港家书”，其中提出过“同理心”的概念：理性只是决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需要用心去感受，对社会民情要有感性的认识。这种感性的认识是要自己尽量以市民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同理心去感受市民的需要，然后以理性去寻求解决方法，决策时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和符合长远目标。
“同理心”是克服“精英心理”的重要武器。但同理心的获得，同样不是认为“老百姓应当会怎样想”的想当然的结果。如果不走到群众的生活中，如果把官员的生活“圈子化”，就无法指望“同理心”的形成。官员是很少骑自行车上班的，为了保持轿车畅通可以取消自行车道；有些官员是不需要排队买房的，要么有福利房，要么可以特权购买，因此不惜以拉高房价刺激经济，获得政绩；有些官员是不需掏钱看病的，大病小病花多花少都可以报销，因此不惜对医院“投入不足给政策”……正因为官员有了“精英”“半精英”的生活，才加剧了他们脱离群众的“精英信念”。
要帮助我们的公务员克服“精英信念”的心理，恐怕有三个取向需要同步进行：一是倡导并通过制度规范，让更多的官员到群众中去，体验街头巷尾的老百姓的生活苦乐；二是剥离附加在公务员身上的诸多特权，让他们从身份上完全是“人民的一员”；三是通过赋予民众更多的监督、审评、选举权利，迫使公务员放下身段，放下“精英的傲慢”。
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当然不排斥精英，但作为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在人民还没有精英化的时候自己先“精英”了，那就谈不上文明，也很难进步。
(编辑：中国电动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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