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要禁电动车，须反省三种理念冲动

 

 

日前，《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条例》)正在市法制办官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针对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条例》首次做出“禁售”、“禁油”、“禁行”、“禁停”、“禁坐”等规定。消息一出引发多方关注。

   

早在2007年的全面禁摩中，电动车就连带被当作隐患被列入禁行名单。今天仍在广州街头出没的电动车，已经不是普罗大众上班的工具，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谋生者工具。这些群体大多在城中村、批发市场和地铁站口出没，违法成本低，肇事几率高，成为最活跃的麻烦制造者。今天政府重提禁电，目的就是要将这种异质交通工具斩草除根，遏制居高不下的“五类车”危害。

   

政府的用心可谓是站在“城市要变大变强”的高度做决策的，但是它之所以遭遇如此多的舆论反弹。主要是源于三种理念冲动。第一是官方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国际大都市”美学观。第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行政惯性。第三是“环境生态让位于经济效率”的潜意识。如果这些理念不加以清理和反省，再正确的决策都会成为日后的教训。

   

说到都市美学，官方往往以大为美，以工业化、规模化、统一化为美，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认为城市繁华的前提就是 “大气美观”，而分散自由的交通模式是相当不好看的。看看马路上涌动的单车、摩托和电动车，怎么看都像是小县城。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都禁摩了，广州再不禁，岂不是要落入二三线城市的队伍？广州正积极迈入汽车时代、地铁轻轨时代，这才是代表“先进”的交通模式。这些观念之下，很容易刺激决策者除掉影响“大都市杂质”的决心，让广州显得看起来高尚大气。

   

第二个惯性，就是当政府认定一个工程是有利于大多数公众的，往往就会全力推动。无论是征地，还是建地铁，建各种广场和地标，都会给出看起来科学的理由。宣传时间长了，就会形成 “华山一条路”偏狭思维。似乎只要有了好的航向，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由此，科学的决策代替了民主的论证。自始至终，“少数人”的话语权都是不入流的，最终也不会留在档案记录中。回想当年为了建地铁，许多老广州人服从大局举家搬迁，老城区的商业元气也大受影响。现在看来教训良多，可当初的决策和宣传却很美，因为反对和警告的意见都被过滤了。

   

第三种理念，就是政府经济效率第一的思维。官方一方面希望城市环境美好，于是投入大量财力治理污染。但在实际运营中，诸如电动车、自行车这些零排放的车辆，在广州却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广州几大主干道都不能行驶自行车，路都要让给“效率更高”的机动车。当国内许多大城市对电动车网开一面，广州却担忧电动车不服管的害处，不好管就干脆禁掉。难道开电动车出门会比小汽车更不环保吗？说到底还是嫌弃骑单车和电动车的人，认为他们对经济和财政的贡献实在太小了。

   

在广州模仿世界大城市的进程中，往往看到的是表面壮观，却往往忘了城市繁荣的内核是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出行，自由的交易。社会活力是由民众自发形成的，效率也不是官方能够制定的。看看台北之所以称为国际大都市，并不因为它的高楼大厦，而在于政府竟能包容看似落后的摩托车大军，在整体上又能维护城市的良性运作。政府不会为了管理方便而随意决定要不要禁摩，要不要限制汽车消费。

   

电动车之“乱”是城市过快膨胀的结果，是草根为跟上城市节奏而寻求出路。如果电动车给政府添 “乱”，政府就该用更大耐心，更多资源管束之。按照“问题守恒定律”，用行政办法把电动车灭了，却并不考虑连锁反应，社会只会走向另一端失衡，引发更隐秘的冲突。若政府努力保障公民交通选择的自由，这样的政府才会保护私人权利不受政治决策之压迫，也更能赢得民众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