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老兄在回帖中提出了“企业家是不是管理学家”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太过重大，并且不易回答，所以特另开一个帖子进行回复。
实际上，管理学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正好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企业家是人类最有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创新”就是创造独一无二、与众不同，所以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必定是在某个方面超出于其他任何人，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
而管理学家虽然也需要创造，但他的创造方向不一样，他是要寻求所有企业家所“共有”的东西，也就是将企业家共同的东西总结成为理论，反过来为企业家提供学习和指导。
所以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存在着一个“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为什么主体称德鲁克是“管理记录者”而不是“管理学家”呢？因为他只是将企业家的东西记录了下来，并没有整理成为“普遍性”规律，也就是没有形成的理论。真正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是可重复、可验证的，而德鲁克的“经验主义”学派并不能重复和验证，还是需要去“感悟”，这绝对不是理论。
当然，“普遍性”和“共性”都有一个“适用范围”，也就是在多大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这个范围既可能是时间范围，也可能是空间范围，比如西方理论可能只在西方适用、在东方不适用，这就是空间范围；可能在19世纪适用、在20世纪不适用，这就是时间范围。当然还可能用其他条件对边界范围进行约束，而越是能够清晰地约束自己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的理论越是成熟的理论，因为它可以明确地表明只在约定的范围内有效。比如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受到广泛欢迎，主要就是他严格地界定了他要“解释”的边界范围，反复表明经济学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干的，这就是一个学者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而通过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前提假设“圈定”范围的理论可以自成一“家”，具有共同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的理论就可以形成一“派”，经济学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他们始终在斯密划定的范围内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反之，管理学还处于理论丛林状态，就是缺乏公认的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所有管理理论流派的“最小公倍数”，而这个“最小公倍数”也就是比所有管理理论流派都具备更大的“普遍性”，而具有最大普遍性的学科无疑是哲学，但是哲学不是“最小公倍数”，而是所有学科的公倍数，所以需要将哲学中的某些东西剔除，恰好保留管理学需要的东西而成为“管理学最小公倍数”。
主体管理学为什么有自信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当今中国的哲学体系具备了最广泛的“普遍性”，不仅具有几千年的中国哲学传统，而且从清末“睁开眼睛看世界”以来一直向西方学习，到今天国内已经基本上与西方主流文化同步发展了，尤其重要的是在西方被当作反对派的马克思哲学在我国是主流文化，从五四以来就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上，这三大哲学体系在国内至少都有近百年的传播历程，而且通过几次大的运动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难分彼此了。而反观西方主流文化，他们不仅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困难，而且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对抗他们的敌人“马克思主义”，包括深受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如张五常）都有这样的偏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普遍性”远远无法和三大文化兼容并蓄的中国“本土人”相提并论，也就注定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寻找“最小公倍数”的使命。
当然，正如古风兄所说的，管理学与经济学目前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很正常，就像当年百事可乐刚诞生的时候无法与可口可乐相提并论一样，但是由于百事可乐找到了正确的策略并始终坚持，终于取得了与可口可乐分庭抗礼的地位。那么百事可乐采用的是什么策略呢？对主体管理学又有什么借鉴呢？且听下回分解，啪！（王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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